<SPAN id="tt_tagDIV" style="word-break:break-all" class="tt_title">赤道的单行者关于新闻与政治的每日思考</SPAN>
赤道的单行者关于新闻与政治的每日思考
我所追求的全部知识,只是为了更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卡尔·波普尔
2008.08.25 02:34:00 
 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一个O'Donnell&Schmitter模型的解释  
    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uan Linz在1964的论文《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从多元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动员四个方面描述了威权政体的特征。1975年论文《极权与威权政权》对威权政体的亚类型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1973年的论文《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收入罗伯特·达尔的论文集《Opposition and Regime》,Linz三篇论文奠定威权主义研究的理论框架。Guillermo O'Donnell1973年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威权主义政体的类型学。Andreas Schedler的论文提出了选举威权主义,更进一步完善了威权主义政体的类型学。后极权主义政体与威权主义政体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后极权主义不存在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例如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选举和社区的选举是威权主义政体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的体现;台湾1950年代的地方政府选举也是威权主义政体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的体现。
    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有两部分,威权解体和民主建立。威权主义政体解体后有多种可能性,民主转型不是唯一的可能,也可能重新建立威权。作为向民主转型的初始政体类型,极权主义政体和苏丹式政体无法直接向民主转型,几乎不可能。向民主转型的初始政体类型只有威权主义政体和后极权主义政体两种。威权主义政体政治转型的动力来自于结构缺陷,Schmitter认为威权主义政体的缺陷在于结构,而不是政体本身。结构缺陷表现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结构性紧张容易造成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威权主义政体相比极权主义政体,国家对社会的占领有所收缩,但是Suppress一直存在。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可能伴随公民社会持续不断的Protest,直到国家松绑公民社会。一个威权主义政体如果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冲击,将变为防御性政体,表现为它以绩效的经济表现换取政治合法性。威权主义政体在国内和国际都缺乏政治合法性,常见的政治合法性类型分为三种:
第一种:意识形态/情感、传统、宗教
第二种:绩效;包括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国家防御
第三种:选举——法律
    威权主义政体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但是都不能作为威权主义政体长期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它必须不断取得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来维系。但是,威权主义一直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经验主义层面,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威权主义政体同样可以存在和维系。
    威权主义政体的金融贸易开放体系与外部的生产、物质和技术交换、交易。威权主义政体经济政策上常常信奉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是威权主义政体与民主主义政体进行经济贸易的方式,在自由贸易下威权和民主两种国家都能获取同样的经济利润。同样用于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技术,同样在民主与威权国家之间转让、引进。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关系,促进与抑制,东亚经济奇迹的经验是威权主义政体利用领导权的集中,能够迅速集中资源,按照国家权力分配生产要素,实施外生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战略。与此相对是威权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威权主义政体的裙带主义、侍从主义和分配性危机、税制设置不合理都可能抑制经济发展。威权主义政体的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有两种控制能力,抽取能力和Suppress能力。抽取能力,国家对财税强大的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强的象征。(胡鞍钢、王绍光,1994)Suppress能力,国家对公民社会的Suppress,威权主义政体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组织要么Suppress,要么控制,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威权主义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在《世界贫困的挑战》和《南亚的戏剧》提出了“软政权化”,软政权化意味着出现了Pye政治发展六危机之一——渗透性危机。执行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官僚体系内部保守、僵化,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机构的职能难以较好的发挥。国家迫切需要第三部分来缺失的政府职能,非政治功能的NGO将被允许,填补缺失的政府职能。
    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转型的动力和解释模式。威权主义政体是介于极权主义政体和民主主义政体之间的中间过渡态,源于结构的缺陷使它成为不稳定的政体形态,它要么向民主转型、要么向极权复归。经验主义层面,很少有威权主义国家向极权主义国家复归。旧威权主义国家为了有长期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不是向民主转型,而是向选举威权主义嬗变。上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精英的结构是一方权力精英置换了另一方权力,因为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悬殊。Huntington、Lipset、Diamond&Przeworski等认为,人均3000美元是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转型带,人均6000美元民主政体可以面受侵蚀。按照上述观点推理出,人均3000美元——6000美元是威权主义政体经济发展的“极”,一个威权主义国家难以支持6000美元以上的经济发展规模。
    向民主转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结构和变动。随着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中产阶级的出现提供制度土壤。在威权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是民主的社会支持力量(Moore,1968年)非制度形式的裙带主义和侍从主义,将新兴的中产阶级吸纳现行体制,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垄断比民主国家的经济自由竞争获取经济利润多,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选择与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结盟,相反就是对民主的诉求,以使能够在民主制度下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
    在微观经济基础和中观社会条件,宏观则是政治精英的策略互动。O'Donnell&Schmitter模型主要从政治行为者的策略组合和选择来解释民主转型。它认为权力精英内部产生分裂,分裂为改革派和强硬派;公民社会自治组织出现温和派和激进派,公民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并伴随有社会运动,通过持续不断的Suppress对威权主义政体产生增压机制。改革派、强硬派和温和派、激进派在经典四方博弈中,改革派和温和派取得政治上的优势,民主转型才可能发生。如果强硬派和激进派取得政治上优势,民主转型将不可能发生。
    民主转型充满了机遇和历史偶然性,威权主义政体的结构缺陷使得它的外部刚性承压能力较脆弱,很难承受偶然性事件。
标签: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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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1 11:14:00 
 民主与民主化书评系列计划  
1、《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已发表于4月1日 《中国图书商报》& 《独立阅读》
2、《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计划中
3、《民主与市场》 计划中
4、《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需要重新阅读再写
5、《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 需要重新阅读再写
6、《论民主》达尔和科恩两个版本  不准备写
7、《民主与民主化》威亚尔达 计划中
8、《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计划中 旧书 世纪文库系列
9、《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 计划中
10、《民主的模式》计划中
11、《巩固第三波民主》台湾业强版
12、《民主政体的崩溃:危机、崩溃和再生》正在寻找英文版 民主崩溃研究的经典 1978年版 计划中
13、《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文版即将出版,期待中,英文版还没到手,计划中
14、《最新民主与民主化》 Sorensen 台湾韦伯文化版 计划中
15、《变动中的民主》猪口孝 计划中
16、《最新民主化的历程》 Potter 台湾韦伯文化版 要重新阅读再写。
    准备要写的书评,选择上因为我更侧重于政治过程的解释,更倾向于O'Donnell—Schmitter模式。这些书评写完,这一阶段的读书学习也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可能我会写篇相关的论文,主要是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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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0 20:22:00 
 北京归来后的所思所想  

    从北京回来一直在反思,休息了许久。必须承认我做韩国研究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二一年全部身心投入到民主理论、民主化和威权主义上面的读书学习。人的生命有限,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范围是越来越狭窄。我只想把我自己所看重的理论继续做下去,做的最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不是我所考虑的。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可以经常通宵看资料,一天有时候只睡四个小时。现在已经安逸多了,读书量和用功程度和那时候比,是差了很多。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自己努力和朋友帮助下,利用台湾的政治学资料,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我读书学习只有一个感觉,我们不明白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认识有限。另外是缺乏求知的动力,不会利用互联网获得知识。
    知识需要慢慢积累,在我心中没有学术权威,知识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作茧自缚显然是行不通的。我现在已经不愿意过多的表达,而是想安心读书,继续进行知识储备和思考。
    做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夯实基础,步步为营,没有可以跳跃回避的问题,必须正视挑战和问题,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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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1 22:03:00 
 土耳其未完成的民主转型  
   7月27日,土耳其最高宪法法院启动了对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取缔解散的审议听证,30日土耳其最高宪法法院11名法官,以7:6一票之差,正义与发展党未被取缔。作为宪政程序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取消一个执政党在土耳其宪政历史上还是首例。
    政教分离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1923年建国的土耳其没有欧洲民族国家宗教改革的经历。虽然1946年土国开始了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但是直到现在土耳其仍然没有完成民主转型。土耳其在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宗教化、制度世俗化。反民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政党是民主政体的威胁,以维护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原则的军队同样是民主政体的威胁,军队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政。虽然军队以维护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民主共和体制的名义干涉政治,具有正当性,却不具有合法性。军队干政是对宪政程序的破坏,对于民主是一种伤害。
    土耳其频仍的军队干政,近期1997年的福利党受到军队的压力被迫解散,军队现在通过国家安全会议进行间接干涉。反民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政党的上台和军队频仍的干政,说明土耳其宪政民主体制难以避免威胁民主的政党上台,宪政体制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另外一方面,2002年和2007年正义和发展党可以两次在国会550席次中获得多数,也足见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基础,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崛起。虽然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还拥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但是土耳其社会宗教化和缺乏良好的经济表现,它的社会基础会削弱。
     菲利浦·施米特和特里·林恩·卡尔提请我们注意民主在不同文化地域的扩展所出现的问题,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民主的文化地域只限于欧洲和北美,作为基督教同质性文化地区,民主与基督教文化相互契合,民主得以在欧美国家扎根。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后,民主在天主教文化地区扩展,随后儒家文化的扩展。伊斯教文化一般被认为难以实现民主,虽然这是一种文化偏见,但是从经验主义层面,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伊朗虽然有总统选举,但它仍有专家会议对其的束缚。像沙特阿拉伯之类则是绝对君主制国家。土耳其肇始于1946年的民主转型,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未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如果按照民主政体类型学的归类,土耳其还是个选举民主国家。
     但是,埃尔多安政府强力推动的加入欧盟计划,在国际层面将对土耳其产生良性影响。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国内已经进行相当程度的结构性改革。土耳其如果想早日入盟,还要进行相当程度的宪政改革,以防止反民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政党僭取民主,还要调整文武关系,以文人领军,文官控制军队,防止军队政变。同时,还需要宗教改革,使民主文化在土耳其社会扎根,如此土耳其离民主巩固、深化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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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6 16:58:00 
 民主转型的迷思——读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有感  
    治中国近代史,优秀者如杨天石、杨奎松者,读毕给人诸多思考,除了扼腕叹息,还有智识上某种悲观的唏嘘感叹。袁剑先生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一篇名叫“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后来找到他的博客,下载了《中国:奇迹的黄昏》读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位有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学者,用心在为我们描述了一幅30年改革开放的图景,依循官僚集团作为改革逻辑的主轴,以经济改革作为主线来探讨整个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视野宏大、逻辑缜密。大概10年前,另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女学者何清涟出版了《现代化的陷阱》,两者在时间上有差别,但是都是以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用文字的形式来记录这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不足宛然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投资和出口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巨轮。是威权主义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在亚洲奇迹的背景下,多数人认为威权更能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台湾和韩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恰恰是民主转型前的威权时期,新加坡则至今还是个选举威权主义,一时间新加坡成为了国内学界追逐吹捧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也引起民间的兴趣,甚至关心政治的高中生可以给你讲出新加坡模式如何如何的好。但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却对东亚奇迹泼了盆冷水,认为它只是要素的投入,而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01年,“9·11”事件后李光耀放弃了他的“亚洲价值观”立场,另一位“亚洲价值观”倡导者马哈蒂尔已经淡出马来西亚政界,他所领导的巫统也遭遇了选举的失利。相对于东亚奇迹的成功,拉美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外债和产业的依附,使他们陷入了拉美化的泥潭。拉美大国阿根廷至今牛肉出口仍然是其主要对外出口产品,在19世纪的发展即已经接近现代化的国家,至今也没有完成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四小龙显然是某种奇迹。产业结构和教育在某种程度可以改造一国的社会结构,产业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有利于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有许多朋友问及,是源于民主转型后对经济增长率的担心还是对社会福利函数改进的希望。美国1828年实现了限制普选权的民主,也是第一波民主的起源,但他的工业化、城市化是接近20世纪才完成的。我们可以把美国当作一个特例来看待,其他诸如总统制民主政体,在其他国家很难存绪下来,但是美国却可以完好无损的存在。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分别是冲突论、兼容论和怀疑论。前者理论原型就是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民主自身逻辑要求的领导权的分散模式以及政治参与和社会需求带来的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香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张五常和其追随者薛兆丰是冲突论的代表。兼容论,代表者为Lipset和其学生Larry Diamond,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基础条件,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认为自由经济可以带来民主政治。怀疑论代表者为奥唐奈,最近国内出版了他的《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他在“官僚威权主义”模型提出了质疑,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经济增长,到70年代却却嬗变成了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新左派民主理论家亚当·普热沃斯基在1991年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人均6000美元可以减少对民主的侵蚀。综上所述,民主与经济发展存在理论和经验实践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一国的威权主义在现代化早期可以利用领导权的集中迅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威权主义政体自身无法解决Pye政治发展危机之一的分配性危机问题,进而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克服,政治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相伴经济发展而生。现代化作为后发国家的目标,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改革可以解决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向民主转型成为克服危机的途径。
    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Linz&Stepan为我们提供了奠基性的研究,特里·林恩·卡尔和施米特研究东欧国家民主转型时,认为存在国家性的国家将很难解决国家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制度选择对于后续转型至关重要,选举序列的选择,先进行地区选举还是全国选举?林茨认为苏联民主转型,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团忽略了苏联存在的国家性问题,加盟国共和国先进行的地区选举,激起了民族主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另一个存在严重国家性问题的南斯拉夫,2006年南联盟黑山和塞尔维亚各自成立共和国,一分为六。对于林茨有切肤之痛的母国西班牙,苏亚雷斯正确评估了西班牙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作为首相优先选择了全国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国家分裂。民主制度对民族主义长期有抑制作用,巴勒斯坦的法塔赫组织、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原教旨主义政党都可能使激进主义在议会政治下变得温和,土耳其回教组织在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军队力量压力和被迫打游击战的阿尔及利亚回教组织失去试验的机会,无疑是个遗憾。但这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民主转型之前要有相应的公民教育,是许多朋友的观点。可以理解他们的善意,但是可以不由分说,他们抱持着对民主过高的要求在里面,夹杂着道德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从一些朋友对亚洲民主的不屑可以窥见一斑,诸如韩国国会非理性行为。Schmitter认为民主转型非常艰难,不是缺陷民主之类可以解释。林茨把未完成转型的民主叫做选举威权主义。后来Schedler对民主类型进行了扩展,“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先进民主”。对于欧美国家的先进民主,只能是一种意淫的想象。民主发展是零星社会改造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和历史偶然性。在许多人对积极自由追逐时,我还是持消极自由。同样对于公民教育,威权主义政体对其有抑制作用。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民主转型伴随着民主文化、公民教育的发生。因为民主有利于公民形成积极的态度、行为和规范,同样公民社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因为个体进入社团的发展,有利各种态度、行为和规范的遵守。
    袁先生的书是一本偏重经济改革在康德意义上进行理性批判的书,我由自己身边生活的体会,论坛上看到的讨论,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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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5 20:04:00 
 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之六——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  
    肇始于广东的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已经拉开帷幕。广东东莞的企业源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已经开始外迁,转向内陆省份,比如江西赣州或者转向越南等成本低廉的经济体。其实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跟朋友谈过多次。短期办法投资人力资本,长期利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但是,这些是有现实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条件作支撑,如果讨论下去将出现哲学意义上的无限递归。高等教育体制要作出结构性改革,保护知识产权,税收结构和比例调整,企业投入技术学习的资金,熟练技术工人的吸收等。随着广东产业转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沿海省市向内陆省市迁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不均衡发展客观造成了沿海向内陆的迁移,在这个意义上不均衡发展成为了威权市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结构调整未完成时的政治稳定器。如果是均衡发展很难承受这样的刚性政治压力。
    目前我在想产业迁移后,大学生就业、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受产业转型的影响,还在观察中。此外,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下跌,深圳出现了房贷“断供”现象,在我看来只是业主的理性经济行为,在房市首付30%的情况,目前房价下跌还未回归到理性价格水平。救市还是某种程度的开放商话语。
    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关心时事,在威权主义政体下属于正常现象,极权弱化后的行为,如果以民主社会积极公民的标准卡尺衡量大学生,显然不合格。不过在校内网看到了一个好的现象,一群大学生在3月中旬出现的公共问题开始广泛的讨论,其中不少是理工科学生,尽管远未达到政治学专业主义的水平,在概念上时常出现混淆不清的问题,但他们讨论的热烈和积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脱政治体系而不受其影响。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政治学是未来的显学,现在已经略微显现痕迹,从今年国内出版的学术类书籍,可以窥见一斑。年初浙江人民出版社重磅推出了Juan Linz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4月推出了海格德和考夫曼合著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6月推出了奥唐奈的《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目前我在期待《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英文版只有96页,20.95美元。原来我想只要涉及到大学生利益,他们才会关心政治与自身的关联性吧。在校内网,我也发现了激进的倾向,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人有一个思想转化的过程,无非是选择的增多,语言、阅读和游历。随着阅读和视野的扩大带来的智识增长,对于社会问题会形成属于个体层面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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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6 22:38:00 
 学术规范和大学教育  
    今天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读到山东大学某位老师的文章,内心百感交集,无限惋惜。错用两个概念“精英民主”和“抗议民主”,至于后者我是闻所未闻。某位老师想表达的意思,通读全文可以深深地体察到。我看了看原文出处,“腾讯思想博客”,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载。通读全文,忧虑惊叹充盈在脑海。如此学术不规范,如果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讲课的时候,向刚刚进入政治科学学习的学生教授,后果甚大。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概念的引入,首先要进行概念化。什么是精英民主,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提出,并进行概念界定。什么是抗议民主,学术上没有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社会运动的概念范畴。所谓社会运动分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我们可以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但没有必要以扭曲化的引喻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概念的混淆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强的迷惑力,特别是一些刚刚进入这个学科的初学者,危害更大。这是一种学术责任。我曾经因为学者乱用概念,对“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权威主义、威权、权威”等概念迷惑了很长时间。目前的学术环境不尽如人意,不如学好英语,阅读英文著作。
    另外一些网站在选择文章时,有没有抱着学术责任的态度遴选文章,值得怀疑。学术规范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助益,只有建立一个规范的知识分析框架,才能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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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1 14:06:00 
 教育改革与威权  

    夏日炎炎、酷暑难奈,躲在家中读书,无意中找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翻开细读,发现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民主先导论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论战,不过是重复中西文化论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民主先导论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论战不过现代化未完成时,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哪怕新左派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批判现代主义,保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攻击形态。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下都处于弱势,强势话语是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威权主义。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中西合壁论、全盘西化论,都只是文人的情绪语言,没有知识社会学的建构,经不起检验。如果当今学术界、思想界还处于“童年的幻想期”,不够成熟,那么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远远跟不上日新月异变化的中国,也无法提出分析框架解释它。纵观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还在政治哲学的价值论争中,缺乏实证理论的知识。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强调着国情、特殊、循环论证。呵呵,说到国情和特殊,你还能特殊过美国和法国。美国例外论和法国例外主义早已经畅销国际好多年。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呢?文化不具有同质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七大文明,七大文明是客观存在于世界的。认识论上的错误今天还在不断复制,自繁殖性相当强。中国的学生如果不能理解威权主义的性质,那么你永远不会理解西方国家的认识论,只能继续脑残下去,做着左愤和狭隘民族主义者。意气的情绪争论永远都是低技术活,这个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说。要像斯宾诺莎那样“不悲、不笑、不怒、只是理解”,这才是做社会科学的态度。
    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科尔曼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即《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教育是阶级的再生产方式,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如是说。社会分层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教育机会均等化是起点正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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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08 19:09:00 
 韩国牛肉风波,李明博路在何方  

For;香港《凤凰周刊》7月5日

    想必李明博未曾想过,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的他,怎会在总统任职
107天的时候,因为进口美国牛肉,而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进而出现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来自民众的巨大政治压力,迫使李明博“丢车保帅”,以青瓦台秘书官集体辞职和内阁集体总辞来应对政治危机。进口美国牛肉缘何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撼动韩国整个朝野。

危机产生的原因

410李明博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的协议。众所周知,韩国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韩国自身只能提供国内三分之一牛肉市场的供给,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来自进口。韩国恢复进口美国牛肉,两国将增加200亿美元的贸易额。对于美国蒙大拿州等牛肉主产地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对于长期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韩国,开放国内牛肉市场,畜农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长期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国内牛肉价格远远高于进口牛肉价格,来自畜农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不言自明。多哈回合香港会议时,韩国农民在香港与警察发生冲突则是一例。

开放国内牛肉市场,本就招致畜农不满。427MBC电视台节目《PD手册》播出了一位美国妇女食用美国牛肉死亡的片段,旋即在韩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民众惶惶不安。李明博政府未及时回应民众对自身健康的担心,而是认为以开放国内牛肉换取韩国汽车电子产品在美国的出口,将为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与进口美国牛肉相比,出口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利润远远进口牛肉,还能增加35个就业机会。傲慢自大的李明博政府认为民众最终会理解政府的苦衷。但是不料,53韩国民众举行了集会抗议,要求禁止进口携带疯牛病病毒的美国牛肉。其实,民众的不满并不是仅仅源于健康的忧虑而要求禁止进口美国牛肉。早在李明博与美国签署进口牛肉协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经认定美国产牛肉可安全食用。表面化的牛肉风波,内在的却是因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物价上涨、就业率低导致的经济恶化,而招致的民众不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李明博凭借韩国国民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愿望而问鼎总统宝座。但他就任后,为了展现他与左派革新势力的不同,颇有在其任期内实现“失去的十年”没有做的事情的志向。他过早地讨论了过多的改革措施,加重了民众的不安情绪。然而,他又对民众许诺过高,但囿于现实的客观环境很难兑现,落差过大给民众以不信任感。过高的许诺,还因没有考虑因内外环境变化进行政策调整留予的弹性空间,最终失信于民。

韩国政党政治不成熟,朝野政党相互攻讦杯葛频仍,国政运行困难。李明博作为总统,本来可以超然于韩国国会朝野政党间的角力、博弈。而他疏于与在野党的沟通、交流。在党际间,同属保守政治势力的自由先进党,被推到了执政党的反面,政治基础出现分裂。在大国家党(GNP)内,因18届国会公荐问题出现的“亲李派”和“亲朴派”的内斗,使李明博的政治基础窄化。保守政治势力内部的分裂和掣肘,过早地削弱了李明博的权力,任职107天的李明博,总统与国民的蜜月期远还没有结束,但是政治基础的窄化,使他难以应对来自在野党的攻击及操纵议题动员民众的抗议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除此之外,李明博政府的内阁自组成以来,人员的组成就引致媒体舆论的批评、民众的不满。李明博忽视内阁阁员的道德标准,“高所岭”、“江富子”内阁被媒体和民众所诟病,他们出台的公共政策,由于民众的不信任,国政很难实施。李明博的用人不慎,使他不得不通过有选择性的进行阁员更替,以化解政治危机。

内阁和总统办公室职能的错位和颠倒,使国政运行困难。内阁总理本应发挥协调阁员的职能,但是却被委以“资源外交”的任务。总统办公室室长本应在幕后发挥作用,然后却忙于前台的内阁阁员之间的协调。职能的错位和颠倒,给予国民国政混乱的印象。

李明博不能认真听取国民的意见,无视国民,选票承诺无法实现而又不向国民说明、进行沟通,给国民以志大才疏、口惠而实不在的印象,失信于民。政治基础窄化、保守政治势力缺乏整合,权力被过早地削弱。人事安排欠缺妥当,国政运行困难,最终引致政治危机。从53610持续40多天的集会抗议,是各种社会矛盾聚合累积的不满迸发的过程,也是对李明博政府100多天国政实施的否定。

李明博的前途

李明博就任107天,民意支持率从52%跌至16.9%,“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议题嬗变为了“反对李明博政府”,要求“李明博下台”。岌岌可危的李明博并不会因此而下台,大韩民国第六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体制、大国家党过半等制度因素,身处旋涡的李明博不会倒下。

613后,持续40多天的集会抗议,在“6·1010万人大示威后,开始转入低潮。韩国劳工的“夏斗”即将开始,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KTCU)和韩国大学总学生会联合会等左派团体和工会组织的参与,使部分参与者认为集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中脱离出来。议题由“反对进口美国牛肉”趋向多元议题和诉求,参与群体也由单一趋向多元,参与者普遍反对暴力,集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牧师的呼吁,集会人数逐步减少。由此可见,抗议者并不要求总统下台负责,总统尊重国民、积极回应、满足要求即可。

韩美双方贸易代表的“补充协商”谈判,将写成共同声明或谅解备忘录的形式,以企业间“自主限制”限制生长期在30个月以上及特定危险物质(SRM)的美国牛肉进口。一度因韩国牛肉风波暗淡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将热络起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提振出口导向型的韩国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僵持的朝野政党,对立局面的缓和,18届国会召开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将成为国会朝野政党角力的着力点,大国家党和统合民主党相互妥协协商后,最终国会将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也将写入李明博的政绩。

李明博度过政治危机最重要的是整合保守政治势力,在党际间,大国家党应与自由先进党结成政党联盟,消除自由先进党对大国家党政策的杯葛,拓宽李明博的政治基础。在大国家党内部李明博应加强与朴槿惠的团结合作,对大国家党内部派系进行整合。此外,还要加强与统合民主党(UDP)等在野党的沟通,并听取在野党的意见,以利于国政的运行。

人事问题上,李明博“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接受重要亲信朴永俊在内的青瓦台秘书官和内阁阁员的辞职,以达到中等规模的人事更换,化解政治危机。他如果慎重挑选,注重道德标准,任用政客和政府官员,将获得社会舆论和民众的认可。李明博出于大国家党党内派系整合的需要,请朴槿惠出任国务总理。在朴槿惠出任国务总理,应该履行对内阁阁员之间的协调职能,而不是埋头“资源外交”。总统办公室室长应该在幕后做参谋,而不是走上前台履行国务总理的职能。

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部分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韩半岛运河建设,受牛肉风波的影响,被迫搁浅,民生政策成为现阶段的优位选择。李明博对民生政策的选择有利于度过政治危机,重新获取选民的支持。一旦李明博度过政治危机,将着手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韩半岛运河建设、增加公共英语教育课时等政策。韩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只要大国家党内部团结,顺利推行,最终将为李明博加分。韩国西海岸明显落后于东海岸,李明博试图通过韩半岛运河的建设,缩小韩国的地区差距。但是韩半岛运河建设缺乏科学论证,大国家党前代表朴槿惠对此有所保留,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成为李明博的败笔。

此外,李明博还需要正确评估国内外制度环境,在偏向美日的四强外交,应向中美日俄四强外交的“平衡外交”发展,大国家党前代表朴槿惠对李明博的外交政策有所保留,李明博与她需避免在外交政策上产生矛盾,以免大国家党内斗。在美朝、日朝关系改善的情况下,李明博强硬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也应进行调整,改善南北关系。进而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与在野党、大国家党内部的沟通,以利于国政的运行。

70%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在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加剧、出口下滑、就业不足经济恶化,韩国今年实际经济增长率4.2%4.5%的情况,应向国民说清楚。韩国牛肉风波,除了开放国内牛肉市场,招致畜农的抵制,还夹杂着经济民族主义。韩国人认为,韩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造成经济上的苦难和剥削,应发展一个更为自主的韩国经济。经济民族主义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一定影响,李明博政府应引起警惕,消减影响并降低对提升的韩美同盟关系的影响。

李明博如果能正确对待牛肉风波,它将成为转危为安的契机。只要李明博尊重国民,认真听取国民的意见,实质性的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整合保守政治势力,拓宽政治基础,慎重挑选人才,他见获得重生。

韩国牛肉风波也暴露出了韩国民主的不成熟,没有超脱Guillermo O’Donnell意义上的“委任制民主”。政党政治不成熟,朝野政党非理性对抗,政党的个人化色彩严重,缺乏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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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8 19:32:00 
 经济危机与威权政体的弹性——写给我的21岁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2008年7月7日,我就向我的20岁告别了,走向我的21岁了。大一一年整整苦读了一年,精神最为痛苦的时期。在大一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升入大二,兴趣再次转移到民主转型上。在大二这一年,我整整迷恋了林茨一年,大有取代精神偶像卡尔·波普尔之势。读过Juan Linz《极权与威权政权》、《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之后,被他深厚的学术吸引了。转眼马上要奔大三了。读书学习到了一个转型点,如果条件成熟,准备向阅读英文政治学类书转型。关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世界政治》、《比较政治》、《民主杂志》等学术刊物。除此之外还要夯实英文和数学工具,尝试建立数理分析的政治模型。转到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努力学习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并作为方法论。
    作为政治学系的学生,对于各种脑残理论和愤青智识完全可以不理会了,大二下半年对于各种脑残和愤青已经不再生气了。真理越辩越明。政治与政治学应有区分,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常常将两者混淆,所以不是智识增长而是脑残蔓延。如果你遇上脑残,那就是鸡同鸭讲,永远也讲不清的。我大二这一不的体会是,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看问题越来越清晰,压抑在胸中的愤怒一扫而光。政治学系的学生,多数强调公民教育是民主的先行条件。这个问题郑观应和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就有讨论。我认为是对威权政体的性质认识不深刻造成的。所以刘小枫来我们学校时,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多读书。极端的说,书读多了,许多困惑和不解自然就解决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许多同学和研究生师兄们跟我讨论民主转型时,常常提出的问题。还有行政管辖幅度问题,对“地级市”和“乡镇”的争论,这个问题中山先生在民初《建国大纲》就有所论述,实行地方自治。为什么不理解不明白,他们没有将时间用在读书上面。在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可以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我收集了大量的台湾政治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大学读书的人数下降才是问题根本所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黎安友在2003年《民主杂志》第1期的一篇文章“威权主义政体的弹性”,提到了威权政体的弹性问题。威权政体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制度化,增加了适应性。经济危机出现,威权政体的弹性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危机?目前正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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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3 18:14:00 
 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之五——宏观经济失调与威权政体政治合法性  
    知识分子遭遇政治时应该保持距离,最近脑海中一直在反复闪现这个观念。如果不保持距离,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将丧失。自从去年通货膨胀开始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经济,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解读和解释,如果不保持独立思考,很难分辨清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货币数量论,我倾向于货币数量论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微观上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观上是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货币数量论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宏观上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在对付通货膨胀问题上,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及其团队一直主张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犹疑不定,不愿意使用利率杠杆。最近遭遇金融危机魔咒的越南,不得不利用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5月份CPI7.7%,PPI8.7%,6月份受电价、油价上调,CPI将再度上行。油价上调,向下游传导将导致化肥价格上涨,从而推高粮食价格。人民币小幅升值,继续留予国际热钱和游资的理性预期,关于理性预期行为卢卡斯教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在美元等国际通货相继走弱的情况,人民币逆势走强,给予国际游资套利的想像空间,将加剧通货膨胀。经济政策需要控制需求面,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上调利率,直到转负为正。
   再来看股市和房地产,股市除了民粹威权主义政体赖以生存的股民社会心理基础(涨时大喜、跌时大悲),还有政府干预主义之手。在股市里我们看到了民粹主义的滥觞,只赚不赔的民粹心理。干预主义介入市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权力市场化。威权市场经济模式,将股市问题与政治合法性相联系。
    房地产价格高企,随着宏观调控,供给需求关系发生变化,房价下跌15%的可能性出现在媒体的报道,房地产老总们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化为乌有。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价格是有弹性的,只涨不跌是反市场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股市和房市缩水一半,GDP增长率将下降4%。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没有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1973和1979年。我们的经济结构能否经受得住可能的第三次石油危机?目前我们在由劳动密集型企业模式向资本密集型企业模式转型,远未达到技术密集型企业模式。韩国1982—1991年进入了技术密集型企业时代,财富价值效应增大。反观拉美国家,阿根廷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几经反复,现代化仍是未完成,2001年因为外债难以支付陷入危机。仔细考察,代表东亚模式的韩国和代表依附论的拉美国家阿根廷,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产业结构升级除了依靠技术支持,还需要深层次教育体制变革的支撑。广东东莞产业转型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在产业升级面临瓶颈时,较为实用的政策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舒尔茨和贝克尔在1960年代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微观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只是表因,或者说不是真实的通货膨胀的发生路径,中观的货币数量论只是部分的解释了通货膨胀的成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宏观上经济结构的调整。油电吃紧,会传导出现油、电、煤、运全面吃紧的情况。人力资本投资只是暂时解决了宏观经济失调的问题,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系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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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7 11:02:00 
 韩国牛肉危机:李明博能否转危为安  
For:6月15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6月10日,韩国持续40多天的“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集会抗议达到高潮,议题也由“反对进口美国牛肉”扩大到“反对韩半岛运河建设”和“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失去理性的烛光集会甚至还要求总统李明博下台。
    “恢复进口美国牛肉”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内容之一,如今却掀起轩然大波,导致朝野政党对立,民间也爆发抗议运动。导火索后面的深层原因,则是韩国国内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物价上涨、就业率降低。经济恶化累积的社会民怨,透过牛肉风波迸发出来。
    总统李明博在具体公共政策上做了过高的许诺,也并未因环境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从而失去政策的弹性空间,失信于民,留予民众志大才疏的印象。此外,李明博疏于对保守政治势力内部的整合,在党际间无法与自由先进党结成政党联盟,共同推动国政运作。在大国家党(GNP)内部,也缺乏与朴槿惠的团结合作。上述原因将李明博推到风口浪尖。
    牛肉风波与街头示威,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国政的先后顺序,属于李明博新自由主义改革部分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及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被迫搁浅。为了化解政治危机,减少民众的不满,民生政策成为优先选择。
韩国的烛光集会,除了民众对健康的忧虑,还夹杂着反对开放市场的经济民族主义。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除了影响国内政治局势,还将影响提升中的韩美同盟关系。
    6月6日青瓦台秘书官集体辞职后,6月10日韩升洙内阁也宣布集体辞职,以化解牛肉风波导致的政治危机。为了不致国政空转,李明博选择性地允许阁员辞职,以达到中等规模的内阁重组。除了内阁重组,李明博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接受包括重要亲信朴永俊在内的秘书官的辞职。
   但处于政治危机旋涡的李明博终究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因为除了韩国第六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体制、大国家党国会过半等制度因素,韩美两国贸易代表在相当于重新谈判的补充协商中,对限制30个月以上生长期的美国牛肉进口,有望达成一致,实行企业间的“自我限制”。
    即将进行的人事重组,除了避免“高所岭”、“江富子”内阁,也注重道德标准的考量,在选拔有国政运营经验的官员时,将注重其民意基础,以便较好地推行国政。此外,李明博还要吸取国务总理和总统办公室室长职能错位与颠倒的教训。出于整合保守政治势力的目的,极可能出任总理的朴槿惠,应发挥中央政府的协调职能,而非埋头“资源外交”工作。除此之外,李明博要谨言慎行,不要开不切实际的政策支票,不可无视国民,也应注重与在野党、市民团体和民众的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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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7 15:34:00 
 欧洲杯与足球政治  
   2008欧洲足球锦标赛,即欧洲杯。今天晚上0点捷克VS.瑞士,揭幕战捷克即与东道主瑞士撕杀。本届欧洲杯由瑞士和奥地利共同举办,遗憾的是少了我喜欢的英格兰队。小贝同学几个月前只身前往美国,落选英格兰国家队,三起三落的再次回到英格兰队并担任队长。
    西方古典音乐和足球是我在政治学之外的喜好,西方足球文化对不确定结果的认可,让我想到了民主政治结果的不确定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一书认为,民主政治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在政治竞争过程中,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能接受不确定的民主结果,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于民主运行规则的接受。足球竞技结果如同民主政治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在公平的环境下,结果被双方球员、教练和球迷所接受。
    欧洲杯与端午粽子节同时登场,很好很惬意,可以边吃粽子边看欧洲杯。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杯C组的死亡之组,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罗马尼亚。本届欧洲杯的法国队酷似四年前的德国队,新老换代,球员磨合期。法国大牌球星特雷泽盖未挤进法国队,不能不说是一项损失,出现在16强名单比较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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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30 20:04:00 
 社会运动与Schmitter&O'Donnell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的运用  
    198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其中两卷是理论部分,另外两卷是案例部分,作者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流社会科学学者。《威权统治的转型》是罗斯托学派的代表著,引用率极高,《威权统治的转型》与二战后的现代化学派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视角不同,相比李普塞特学派,罗斯托学派注重政治领导、政治行为者等微观条件。从社会经济条件到政治过程,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换。民主化研究常给人经验比较的感觉,每个国家源于各自历史的独特性,促进民主的因素,在各个民主国家占据的比重各不相同。相比各种民主转型的发生学,我认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民主转型”的发生路径是比较好的民主转型路径。
    市场经济奠基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私有制和财产自由权;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即公民权利,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结构条件是结社自由;社会运动本身是一种制度外政治行为,并且是一定规模和组织化的,反对或者支持变革。Schmitter&O'Donnell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一书认为,民主转型后公民社会将得到复兴。在威权主义政体下,因为对公民权的限制,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比如晚清时期,政治高度集权化,民众一盘散沙。所以在此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渐进试错法式的社会改良作用有限,比如民国时期理想主义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做的乡村建设试验。顺便说一下,时下艳羡的经济上的南街村、华西村模式,还有政治上的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试探,不具有普遍意义。再往下继续外延扩展讨论,香港、新加坡的廉政社会和法治社会模式,也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探讨。新加坡是美国女政治学者shedler意义上的选举威权政体,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法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法哲学有很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畸形,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也是经不起检验的。政治学系的学生由于理论知识体系的不完整和知识积累的未完成,容易上当。坏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喜欢拿特殊来解释一般,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对社会事物和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解释。社会科学是具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磁性的科学,非奠基于田野观察的理论经不起推敲。政治转型的制度选择和发生路径,与本国的历史沿革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Tilly认为,英国和法国所代表的两种民主路径,是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通常所谓的英国渐进改良的道路,也伴随着19世纪强大的劳工运动,来争取公民权。英国最终因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原因,迫于动员的需要,给予了全民普选权。英国模式下也是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逐步扩大公民权。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国的政治秩序》界定了官僚帝国制国家与封建等级制国家,法国则更接近于官僚帝国制,路易十四时,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法国大革命有其内在逻辑性。随着西方对革命的批判和国内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深入学界,革命黯然失色时,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屏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当然后果也很多。
   社会运动是民主化的结构动力。Schmitter认为威权政体出现危机时,民主转型才会出现,接踵而至的是政治分裂和社会运动的发生。Schmitter&O'Donnell把政治行动者分为两方,体制内温和派、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温和派、体制外激进派、机会主义者。协议式转型通常是由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交易转型”,他们必须在各自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议题主导权,才能与对方进行协商谈判,妥协机制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如果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交易转型”的两方互不让步、互不肯妥协民主转型难以出现,只能出现零和博弈。如果是体制内强硬派占据上峰,将巩固威权主义政体;如果是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上峰,将出现民主转型的置换模式,比如1986年阿基诺领导的“人民力量”运动,置换了威权主义者马科斯,通常后一种方式较少发生。O'Donnell对阿根廷民主转型提出了“不可能博弈”来解释阿根廷国内政治中的庇隆主义,脆弱的民主派面对庇隆主义政治势力的民主竞选,一直处于下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或者执政多数的政党联盟。“不可能博弈”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具有解释力,但是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对于信仰自由主义的我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结果,也许这是历史的悲哀。当然探究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它督促你进一步的读书学习,来搜寻它的动力。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协议式转型,属于合作博弈的范畴;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的置换式转型,属于非合作博弈的范畴。博弈论对经典四方协议式转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用囚徒困境博弈来分析,补充了若干种转型路径的可能。
    Schmitter&O'Donnell除了提出了民主转型的经典四方博弈,还对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进行了概念化,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化是公民权的扩张过程,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松绑。政治民主化是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美国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巩固民主国家存在的“去民主化”行为,去民主化将导致巩固民主政体的崩溃,巩固的民主政体会不会崩溃呢?Linz&Stepan认为,巩固的民主政体同样可能崩溃。民主转型不仅是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而且是防止“去民主化”的过程,通过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微观政治行动者把民主规则当作唯一的游戏规则、政治文化中民主价值的深化、植根公民的民主观念的内化让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扎根。Schmitter&O'Donnell对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作了区分,国家的民主化是制度层面的民主化;政权的民主化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民主化。
    以20世纪60年代作为经典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分水岭,前者包括民主化运动、劳工运动等,后者包括环境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台湾《东亚季刊》在2006年第1期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光谱图作了细致划分,大体内容与新权威主义学者萧功秦的解释相同。 运用博弈论分析微观层面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基本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
    19年前的历史乡愁扑面袭来,让我深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文字一路倾泻下来,大意已经写出,再往下再也写不出。一段历史宿怨,惟有合和,屏弃历史,深刻反思,才能追求未来政治社会转型后的个人自由幸福。
标签: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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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3 20:58:00 
 NGO的身影闪现在公共危机的救援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了7.8级地震。灾难后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惊慌失措,社会的脆弱性。人们没有受过防灾救灾训练,自救意识缺乏。当我打电话给成都的一位朋友询问震灾情况,他告诉我,成都市区的出租车师傅自发组织参与到了救灾过程中,我听后心潮澎湃,不禁感动连连,暗自想公民社会在社会行动,兴奋了良久。香港的红十字会和宣明会等NGO也参与进来了。国内的NGO也发表了声明,准备参与进救灾过程中来。一股源自民间清新的社会力量展现出了它的活力。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中的公私协力模型,认为政府、公民、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公私部门的协力,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次震灾过程中,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学生是一次极好的观察机会。众所周知,除了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参与救灾,其他国家基本上是军队参与救灾,工程兵、通信兵、陆航部队、军医等兵种参与救援。民主国家的救灾军队实行美国军事社会学家简诺维兹意义上的“军事专业主义”。
   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中国著名公共危机管理学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在其著作中,把公共危机分成了基本的四类,自然灾害、政治、经济、社会。美国和日本等灾害救治体系发达国家,强调前期预警机制的重要作用,将社会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公共危机管理学家芬克(Fink)提出了四阶段生命周期的F模型,他把公共危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兆期;第二阶段是发作期;第三阶段是延续期;第四阶段是痊愈期。目前震灾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危机中,我们识辨出政府的职能,第一是时间性原则,政府要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最早作出反应;第二是效率性原则,在救灾过程中,高效率对于受灾地区意味着更大的生还可能。第三是协同性原则,各个部门、上下级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同、协调;第四是合法性原则,通常在遇到重大公共危机,均有相关的立法,比如《紧急事态法》。
   除了政府的职能,也有媒体的职能。媒体的职能在于客观公正的报道救灾情况,起到信息传递和沟通的作用。除了政府和公民参与救灾,NGO的出现,公共危机应对网络的主体又增加一员,它的参与能够分担一些救援职能,由于NGO的专门化属性,它可以有红十字会那样的,也可以有捐款捐物的,比如帐篷。信息沟通在救灾非常重要,真实信息的传递有助于减少民众的恐慌感。
   灾后,还要进行灾害评估工作,也就是米德罗夫危机管理五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学习阶段,当公共危机处理完后,要对灾害进行评估,相关的责任人要负责,灾后加强民众的灾害训练等等。

标签:赈灾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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