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一直在反思，休息了许久。必须承认我做韩国研究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二一年全部身心投入到民主理论、民主化和威权主义上面的读书学习。人的生命有限，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范围是越来越狭窄。我只想把我自己所看重的理论继续做下去，做的最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不是我所考虑的。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可以经常通宵看资料，一天有时候只睡四个小时。现在已经安逸多了，读书量和用功程度和那时候比，是差了很多。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自己努力和朋友帮助下，利用台湾的政治学资料，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我读书学习只有一个感觉，我们不明白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认识有限。另外是缺乏求知的动力，不会利用互联网获得知识。
    知识需要慢慢积累，在我心中没有学术权威，知识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作茧自缚显然是行不通的。我现在已经不愿意过多的表达，而是想安心读书，继续进行知识储备和思考。
    做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夯实基础，步步为营，没有可以跳跃回避的问题，必须正视挑战和问题，重新出发。

    夏日炎炎、酷暑难奈，躲在家中读书，无意中找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翻开细读，发现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民主先导论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论战，不过是重复中西文化论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民主先导论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论战不过现代化未完成时，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哪怕新左派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批判现代主义，保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攻击形态。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下都处于弱势，强势话语是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威权主义。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中西合壁论、全盘西化论，都只是文人的情绪语言，没有知识社会学的建构，经不起检验。如果当今学术界、思想界还处于“童年的幻想期”，不够成熟，那么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远远跟不上日新月异变化的中国，也无法提出分析框架解释它。纵观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还在政治哲学的价值论争中，缺乏实证理论的知识。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强调着国情、特殊、循环论证。呵呵，说到国情和特殊，你还能特殊过美国和法国。美国例外论和法国例外主义早已经畅销国际好多年。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呢？文化不具有同质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七大文明，七大文明是客观存在于世界的。认识论上的错误今天还在不断复制，自繁殖性相当强。中国的学生如果不能理解威权主义的性质，那么你永远不会理解西方国家的认识论，只能继续脑残下去，做着左愤和狭隘民族主义者。意气的情绪争论永远都是低技术活，这个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说。要像斯宾诺莎那样“不悲、不笑、不怒、只是理解”，这才是做社会科学的态度。
    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科尔曼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即《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教育是阶级的再生产方式，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如是说。社会分层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教育机会均等化是起点正义的保障。

For;香港《凤凰周刊》7月5日

    想必李明博未曾想过，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的他，怎会在总统任职107天的时候，因为进口美国牛肉，而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进而出现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来自民众的巨大政治压力，迫使李明博“丢车保帅”，以青瓦台秘书官集体辞职和内阁集体总辞来应对政治危机。进口美国牛肉缘何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撼动韩国整个朝野。

危机产生的原因

4月10日李明博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的协议。众所周知，韩国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韩国自身只能提供国内三分之一牛肉市场的供给，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来自进口。韩国恢复进口美国牛肉，两国将增加200亿美元的贸易额。对于美国蒙大拿州等牛肉主产地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对于长期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韩国，开放国内牛肉市场，畜农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长期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国内牛肉价格远远高于进口牛肉价格，来自畜农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不言自明。多哈回合香港会议时，韩国农民在香港与警察发生冲突则是一例。

开放国内牛肉市场，本就招致畜农不满。4月27日MBC电视台节目《PD手册》播出了一位美国妇女食用美国牛肉死亡的片段，旋即在韩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民众惶惶不安。李明博政府未及时回应民众对自身健康的担心，而是认为以开放国内牛肉换取韩国汽车电子产品在美国的出口，将为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与进口美国牛肉相比，出口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利润远远进口牛肉，还能增加35个就业机会。傲慢自大的李明博政府认为民众最终会理解政府的苦衷。但是不料，5月3日韩国民众举行了集会抗议，要求禁止进口携带疯牛病病毒的美国牛肉。其实，民众的不满并不是仅仅源于健康的忧虑而要求禁止进口美国牛肉。早在李明博与美国签署进口牛肉协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经认定美国产牛肉可安全食用。表面化的牛肉风波，内在的却是因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物价上涨、就业率低导致的经济恶化，而招致的民众不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李明博凭借韩国国民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愿望而问鼎总统宝座。但他就任后，为了展现他与左派革新势力的不同，颇有在其任期内实现“失去的十年”没有做的事情的志向。他过早地讨论了过多的改革措施，加重了民众的不安情绪。然而，他又对民众许诺过高，但囿于现实的客观环境很难兑现，落差过大给民众以不信任感。过高的许诺，还因没有考虑因内外环境变化进行政策调整留予的弹性空间，最终失信于民。

韩国政党政治不成熟，朝野政党相互攻讦杯葛频仍，国政运行困难。李明博作为总统，本来可以超然于韩国国会朝野政党间的角力、博弈。而他疏于与在野党的沟通、交流。在党际间，同属保守政治势力的自由先进党，被推到了执政党的反面，政治基础出现分裂。在大国家党(GNP)内，因18届国会公荐问题出现的“亲李派”和“亲朴派”的内斗，使李明博的政治基础窄化。保守政治势力内部的分裂和掣肘，过早地削弱了李明博的权力，任职107天的李明博，总统与国民的蜜月期远还没有结束，但是政治基础的窄化，使他难以应对来自在野党的攻击及操纵议题动员民众的抗议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除此之外，李明博政府的内阁自组成以来，人员的组成就引致媒体舆论的批评、民众的不满。李明博忽视内阁阁员的道德标准，“高所岭”、“江富子”内阁被媒体和民众所诟病，他们出台的公共政策，由于民众的不信任，国政很难实施。李明博的用人不慎，使他不得不通过有选择性的进行阁员更替，以化解政治危机。

内阁和总统办公室职能的错位和颠倒，使国政运行困难。内阁总理本应发挥协调阁员的职能，但是却被委以“资源外交”的任务。总统办公室室长本应在幕后发挥作用，然后却忙于前台的内阁阁员之间的协调。职能的错位和颠倒，给予国民国政混乱的印象。

李明博不能认真听取国民的意见，无视国民，选票承诺无法实现而又不向国民说明、进行沟通，给国民以志大才疏、口惠而实不在的印象，失信于民。政治基础窄化、保守政治势力缺乏整合，权力被过早地削弱。人事安排欠缺妥当，国政运行困难，最终引致政治危机。从5月3日到6月10日持续40多天的集会抗议，是各种社会矛盾聚合累积的不满迸发的过程，也是对李明博政府100多天国政实施的否定。

李明博的前途

李明博就任107天，民意支持率从52%跌至16.9%，“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议题嬗变为了“反对李明博政府”，要求“李明博下台”。岌岌可危的李明博并不会因此而下台，大韩民国第六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体制、大国家党过半等制度因素，身处旋涡的李明博不会倒下。

6月13日后，持续40多天的集会抗议，在“6·10”10万人大示威后，开始转入低潮。韩国劳工的“夏斗”即将开始，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KTCU)和韩国大学总学生会联合会等左派团体和工会组织的参与，使部分参与者认为集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中脱离出来。议题由“反对进口美国牛肉”趋向多元议题和诉求，参与群体也由单一趋向多元，参与者普遍反对暴力，集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牧师的呼吁，集会人数逐步减少。由此可见，抗议者并不要求总统下台负责，总统尊重国民、积极回应、满足要求即可。

韩美双方贸易代表的“补充协商”谈判，将写成共同声明或谅解备忘录的形式，以企业间“自主限制”限制生长期在30个月以上及特定危险物质(SRM)的美国牛肉进口。一度因韩国牛肉风波暗淡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将热络起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提振出口导向型的韩国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僵持的朝野政党，对立局面的缓和，18届国会召开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将成为国会朝野政党角力的着力点，大国家党和统合民主党相互妥协协商后，最终国会将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也将写入李明博的政绩。

李明博度过政治危机最重要的是整合保守政治势力，在党际间，大国家党应与自由先进党结成政党联盟，消除自由先进党对大国家党政策的杯葛，拓宽李明博的政治基础。在大国家党内部李明博应加强与朴槿惠的团结合作，对大国家党内部派系进行整合。此外，还要加强与统合民主党(UDP)等在野党的沟通，并听取在野党的意见，以利于国政的运行。

人事问题上，李明博“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接受重要亲信朴永俊在内的青瓦台秘书官和内阁阁员的辞职，以达到中等规模的人事更换，化解政治危机。他如果慎重挑选，注重道德标准，任用政客和政府官员，将获得社会舆论和民众的认可。李明博出于大国家党党内派系整合的需要，请朴槿惠出任国务总理。在朴槿惠出任国务总理，应该履行对内阁阁员之间的协调职能，而不是埋头“资源外交”。总统办公室室长应该在幕后做参谋，而不是走上前台履行国务总理的职能。

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部分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韩半岛运河建设，受牛肉风波的影响，被迫搁浅，民生政策成为现阶段的优位选择。李明博对民生政策的选择有利于度过政治危机，重新获取选民的支持。一旦李明博度过政治危机，将着手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韩半岛运河建设、增加公共英语教育课时等政策。韩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只要大国家党内部团结，顺利推行，最终将为李明博加分。韩国西海岸明显落后于东海岸，李明博试图通过韩半岛运河的建设，缩小韩国的地区差距。但是韩半岛运河建设缺乏科学论证，大国家党前代表朴槿惠对此有所保留，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成为李明博的败笔。

此外，李明博还需要正确评估国内外制度环境，在偏向美日的四强外交，应向中美日俄四强外交的“平衡外交”发展，大国家党前代表朴槿惠对李明博的外交政策有所保留，李明博与她需避免在外交政策上产生矛盾，以免大国家党内斗。在美朝、日朝关系改善的情况下，李明博强硬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也应进行调整，改善南北关系。进而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与在野党、大国家党内部的沟通，以利于国政的运行。

70%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在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加剧、出口下滑、就业不足经济恶化，韩国今年实际经济增长率4.2%—4.5%的情况，应向国民说清楚。韩国牛肉风波，除了开放国内牛肉市场，招致畜农的抵制，还夹杂着经济民族主义。韩国人认为，韩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造成经济上的苦难和剥削，应发展一个更为自主的韩国经济。经济民族主义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一定影响，李明博政府应引起警惕，消减影响并降低对提升的韩美同盟关系的影响。

李明博如果能正确对待牛肉风波，它将成为转危为安的契机。只要李明博尊重国民，认真听取国民的意见，实质性的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整合保守政治势力，拓宽政治基础，慎重挑选人才，他见获得重生。

韩国牛肉风波也暴露出了韩国民主的不成熟，没有超脱Guillermo O’Donnell意义上的“委任制民主”。政党政治不成熟，朝野政党非理性对抗，政党的个人化色彩严重，缺乏制度化。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了7.8级地震。灾难后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惊慌失措，社会的脆弱性。人们没有受过防灾救灾训练，自救意识缺乏。当我打电话给成都的一位朋友询问震灾情况，他告诉我，成都市区的出租车师傅自发组织参与到了救灾过程中，我听后心潮澎湃，不禁感动连连，暗自想公民社会在社会行动，兴奋了良久。香港的红十字会和宣明会等NGO也参与进来了。国内的NGO也发表了声明，准备参与进救灾过程中来。一股源自民间清新的社会力量展现出了它的活力。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中的公私协力模型，认为政府、公民、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公私部门的协力，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次震灾过程中，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学生是一次极好的观察机会。众所周知，除了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参与救灾，其他国家基本上是军队参与救灾，工程兵、通信兵、陆航部队、军医等兵种参与救援。民主国家的救灾军队实行美国军事社会学家简诺维兹意义上的“军事专业主义”。
   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中国著名公共危机管理学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在其著作中，把公共危机分成了基本的四类，自然灾害、政治、经济、社会。美国和日本等灾害救治体系发达国家，强调前期预警机制的重要作用，将社会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公共危机管理学家芬克(Fink)提出了四阶段生命周期的F模型，他把公共危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兆期；第二阶段是发作期；第三阶段是延续期；第四阶段是痊愈期。目前震灾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危机中，我们识辨出政府的职能，第一是时间性原则，政府要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最早作出反应；第二是效率性原则，在救灾过程中，高效率对于受灾地区意味着更大的生还可能。第三是协同性原则，各个部门、上下级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同、协调；第四是合法性原则，通常在遇到重大公共危机，均有相关的立法，比如《紧急事态法》。
   除了政府的职能，也有媒体的职能。媒体的职能在于客观公正的报道救灾情况，起到信息传递和沟通的作用。除了政府和公民参与救灾，NGO的出现，公共危机应对网络的主体又增加一员，它的参与能够分担一些救援职能，由于NGO的专门化属性，它可以有红十字会那样的，也可以有捐款捐物的，比如帐篷。信息沟通在救灾非常重要，真实信息的传递有助于减少民众的恐慌感。
   灾后，还要进行灾害评估工作，也就是米德罗夫危机管理五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学习阶段，当公共危机处理完后，要对灾害进行评估，相关的责任人要负责，灾后加强民众的灾害训练等等。